上厕所、送煤球
和化了妆的白领
在绝大多数人家没有厕所的大杂院，讲究体面的大人，无论风霜雨雪阴晴圆缺，都要穿戴整齐去几个路口以外的公共厕所。我跟舅舅去过，在那里第一次见到白瓷砖。如今都贴到外墙上了，没人再觉得新鲜。路上碰到个邻居向舅舅打招呼，出去了啊？姥姥说我舅舅从少年时就口齿伶俐说话幽默，在南开中学演话剧。舅舅此刻回答三个字：山东路。公共厕所在山东路。对方会意一笑，错肩而过。
在楼房大杂院里，每天的仪式性活动是邮递员来送信送报。不叫先生小姐，在文革以前也不叫同志，而是称呼大人：某某大人来信！某某大人拿图章！残存着一股老味儿。每月都有的仪式是送煤球。好几个煤厂大汉磴着满载的三轮车一路纵队驶进前院，他们浑身上下除眼睛牙齿闪亮以外一团漆黑，全凭肩扛。调整一下肩搭裢，紧紧板带，把手里一只铁钩往后一甩拉住竹筐上沿，运气，走！据大人说一筐百十斤，所以踩得老旧的木楼梯吱嘎乱响。个个声若洪钟充满阳刚之气：嘛，哪儿哪儿，说话，倒哪儿？接着轰然一声，吐口痰，大摇大摆下楼，旋即又是一趟，响动大，动作快。送煤的一来，全院要乱乎半天。对工人们这份力气和派头，我十分羡慕，觉得长大后干这行是很神气的。后来受教育被告知，外表越脏内心越美，屡次给我加深印象。再后来工作了，没有去背煤而是学建筑设计。学这行讲究个情调，穿衣搭配好样式，颜色总在高级灰里变化。即使这样，即使再再后来到纽约西服革履地去上班，所有街摊儿上卖报的卖水果的，办公楼看门的扫地的，和工地各个行当的建筑工人，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人民，对我总有真诚实意的问候和笑容，虽然我从来讲礼貌不跟人乱开玩笑。有人说得对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他们透过我化了妆的白领外表，看到我骨子里是个劳动人民的料。
早点、冰棍、元宵、
耳朵眼儿炸糕
除了学龄前那几年，后来我又在天津借读过一学期，上小学四年级。能够单独行动以后，对城市生活的丰富多采有了认识，对城市生活的安排和各处的房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仔细想想，有可能我把发生在不同时间段的事搅和到一起了，但问题不大。在那个年月，城市面貌没有什么变化，很少盖新建筑，过几年再回去，几乎一切照旧，跟现在一会儿一变不一样。
时代气氛虽然血雨腥风，对不通世事的小孩来说，碰见的吓人事情没有大人多。街面上还算安全，汽车没有现在多。天津城区的路很窄，论走向，有老城内外横平竖直的，有呈放射状的，有顺着海河拐弯的，再加上八国联军弄的各自为政的租界，谁跟谁都说不上话，很不规则。许多马路两辆车对开，错车的时候要减速慢行，走在马路上的行人和自行车来得及靠边。文革中修的胜利路，当时人们觉得宽得不行，现在看，不过如此。那时的少儿自制游戏差不多就在马路边上进行。玩每月按人头供应的、烧煤球炉子绝对少不了的劈柴，玩尜尜，玩蒙葫芦（官话叫抖空竹），全在马路上。楼房大杂院的露天平台上可以放风筝，风向对头风力合适的话，能放到很远，对视力很有好处。
城市生活丰富的一个例子，是买早点。经典项目是烧饼果子浆子，换成北京话是火烧油条豆浆。我小时候更喜欢另外两样，嘎巴菜（锅巴菜）和麻酱烧饼，略比常规项目贵几分钱。现在想想很后悔，能贵几分？可当时人们普遍没钱。更不常吃的是果篦儿，北京叫大薄脆（既不薄也不脆）。炸面食类还有果头儿和糖皮儿，即油饼和糖油饼，一有糖又贵一或二分钱，只有大人哄孩子偶尔为之。当然，如果头天晚上有剩的，比如馒头就酱萝卜酱豆腐之类也能凑合一顿。
有人会生活，早晨去吃早点自己带个鸡蛋，师傅打到碗里用滚开的豆浆一冲即得，营养丰富。买回家的要自己带家伙，锅里盛豆浆，把锅盖反过来搁果子烧饼。我记得常去的果子铺，在哈密道新华路口。一间小厨房，不会超过九平方米。没有堂吃的座位，顾客全站在外边便道上排队，队伍不长但永远有人排，在冲街心四十五度斜面的绿漆窗口售货。一两粮票四分钱两根，现炸现卖用素油（这一点很重要，用素油才能炸至金黄，用荤油发黑不说，凉了以后带白霜），质量优秀。买豆浆叫打，买果子叫炸，仿佛有自力更生各取所需的意思。
以所住大杂院为基准点，从果子铺再往前，过很短的两个街区，就是和平路，把角最醒目的建筑是四面钟，后来因为地震损坏，打掉老的，改成新钟楼，难看许多。同样的情况，也发生在多少年一直是市标徽章题材的百货大楼身上，非常遗憾。四面钟一楼是糖业烟酒，楼上干什么不知道，要是办公室可就滋润过头了。沿和平路走到同一街区同一侧另一角，在四平道口，是祥顺和，一楼也是糖业烟酒。这里的点心更讲究，在文革时期，还有什么大八件小八件青丝玫瑰一应小玩艺儿，比现在北京稻香村的品种不少。在抓革命的同时，好像仍然有人在促生产。城市文化的惰性在起作用。
散文集《都市村庄》，傅刚、费菁著，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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